股票配资知识联系方式大一统何以成为中国历史的深层底色

纵观中华文明数千年演进历程，“大一统”从未只是某一王朝的政治追求，更沉淀为贯穿历史、融入文明血脉的深层底色。那么应从何种角度加以观察，从何种层面提供解释呢？前贤时彦已做很多贡献。我们选择从秦汉奠定疆域与制度根基着眼，以“大一统”与“并天下”、“天下”与“疆域国家”为要点股票配资知识联系方式，提供立足历史学实证研究的新说明。

秦汉所确立的政治体制模式，以往习称“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”。“大一统”一语，较早见于《春秋公羊传》“隐公元年”条：“元年，春，王正月……何言乎王正月，大一统也。” “大”属于动词，是尊大、重视之义。“统”，并非“化多为一”，而是“合多为一”。先秦“大一统”的基本特征是“共主”主导的贵族分封制，指向“天子—诸侯”体制，注重“施教”与“布政”两个层面的系之于一。此较之古代城邦及城邦联盟，已呈现集权性、内聚性较为突出的大型政治体面相。

秦灭六国，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。过去很少注意，秦统一的政治表述为“并天下”。《史记·秦本纪》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是论述秦统一最为核心、史料价值最高的三个篇章，记录用语完全一致，均作：“初并天下。”至于《史记》第四例“初并天下”，见于始皇二十八年（前219）东巡所立泰山刻石：“二十有六年，初并天下，罔不宾服。”可知此语非出自司马迁建构，是秦代官方的权威表述。鉴于这是统一后秦始皇帝首次东巡，并举行封禅，泰山刻石而非其他秦刻石称“初并天下”，反映该语作为核心政治表述的典范性。

秦泰山刻石。图源：大众新闻客户端

“大一统”观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，故先秦、秦汉以降都使用。不过，二者有关“大一统”观念的内涵尚有不同。比如《后汉书·皇甫嵩传》“今海内一统，唯黄巾造寇”；《三国志·魏书·臧洪传》“实且欲一统山东，增兵讨雠”；《晋书·华谭传》“今四海一统，万里同风，州郡贡秀孝，台府简良才”；《宋书·州郡志一》“晋武帝太康元年，天下一统，凡十有六州”；《魏书·地形志上》“魏世三分，晋又一统”；《旧唐书·礼仪志一》“隋氏平陈，寰区一统”。

汉代以降，所言“大一统”，内含“郡县”之义，实际多以“并天下”的事实统一为基础。汉用“并天下”有所减少，但对“汉并天下”始终承认。后世更将“并天下”“皇帝—郡县”体制视作“一统”的基本形态，习焉不察背后反映理念内化的完成。自汉代以后所言“大一统”，固然注重儒家倡导礼乐正统层面的文化凝聚，但以“并天下”为必要条件与基础支撑，“并天下”成为“大一统”的内核，既体现秦汉政治文化的发展新貌，又成为中华文明绵延长久的历史因素。

秦汉“大一统”除注重文化整合，还特别强调对统辖疆域的直接政治管理。秦汉“大一统”的政治空间是“天下”。政治实践中的“天下”是范围较为确定、边界相对明晰的“有限”区域，主要是文化、政治合一的“统一的华夏疆域国家”，而不等同今天的世界概念。这里使用“疆域国家”，并非宽泛表述，而是明确定义。因为秦汉王朝不仅地方行政区划的郡、县、乡之东西、南北范围明确，所立边界明确，而且郡、县、乡界内的辖域总面积（“提封”）也是明确的。进而，秦汉是具有全国疆域（“提封”）统计数据的“统一的华夏疆域国家”。“天下”之内，可称“四方”、“四海”、“四极”、“方内”、“海内”，“中国”有时与“天下”对言，而“天下”之外，可称“方外”、“海外”、“荒外”。“天下”范围与王朝疆域对应，“天下”并非无外，之外有“四夷”，有“外臣”，有“外国”。“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”，其实并非对应世界。此言周天子所治“天下”具有一定范围，只是在有范围的“天下”采取何种治理方式的问题，由此才会被秦琅邪刻石、新莽诏书借鉴。

魏晋以降，华夷交融更趋频繁，但“华夷混一”、“华夷一统”的“天下”，政治空间同样明确。“天下”之外，仍有外夷、外国。顾炎武“有亡国，有亡天下”的著名论说，可以重新认识。“亡国”对应改朝换代（政治）；“亡天下”不只是文化衰亡，实际包含政治、文化两个方面。由“亡国”到“亡天下”，涉及纵向的社会结构延伸（“君—臣”→“君—臣—民”），而非横向的区域结构变动。“亡国”与“亡天下”的地域范围实际一致，都是“天下”。而“保天下者，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”，至清末民国被称作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反映“天下”与“国家”存在一定的对应性。列文森谓“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，是一个使‘天下’成为‘国家’的过程”，需要重新思考。

总之，“并天下”是理解中国古代“大一统”内涵及演变的关键线索，有助于更好把握历史上“一统”与“统一”的关系。“天下”既是文化概念，又是政治概念，在政治实践中始终存在较为明确的范围，对应以华夏为主体多民族的统一疆域国家。秦汉以降，“天下”主要与今日“国家”而非“世界”的内涵更为接近。中国古代的“天下”、“国家”是一体两面，文化与政治二者始终高度统一。这并非“大一统”、“天下”观认识的转趋保守；恰恰相反，过去对中国古代“大一统”、“天下”观的评估，进而对中国早期国家、秦汉统一王朝政治实践能力的认知，恐怕有所偏低。后世“统一”不仅要求文化认同，还关涉政治管理；既包括该地区在文化上认同统一，又须建立起国家对该地区的有效管理。这与中国古代的“天下”理念大体一致，是自秦汉以降建立在“并天下”基础上新型“大一统”观的绵延与传续。